关于死亡质量,这可能是一篇颠覆你认知的文章


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,发布了《死亡质量指数》报告:英国位居全球第一,中国大陆排名第71。


“科技发展到今天,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,而是如何死掉。”




01


1999年,巴金先生病重入院。一番抢救后,终于保住生命。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。


“进食通过胃管,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。”


”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,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,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。”


长期插管,嘴合不拢,巴金下巴脱了臼。“只好把气管切开,用呼吸机维持呼吸。”


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,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,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。


“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。”哪怕是昏迷着,哪怕是靠呼吸机,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。


就这样,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。


他说:“长寿是对我的折磨。”


02


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,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,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?


2011年,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,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——《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?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,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》。


“几年前,我的导师查理,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。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,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。他第二天就出院了,再没迈进医院一步。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,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,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。”


穆尤睿发现,其实不只是查理,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。


“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,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,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,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。”


他们在人生最后关头,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!




“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,被东开一刀,西开一刀,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,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……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。


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: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,请你杀了我。”


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,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。当医生询问“是否采取抢救措施”时,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:“是。”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。


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,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“不要抢救”的小牌,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,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。


“这样‘被活着’,除了痛苦,毫无意义。”



03


经济学人发布的《死亡质量指数》:英国位居全球第一,中国大陆排名第71。


何谓死亡质量?就是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。


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?


当面对不可逆转、药石无效的绝症时,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。


何谓缓和治疗?


“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,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,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,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,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。”


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:


1、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;


2、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;


3、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。


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,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,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。这时,医生除了“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办法”外,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:


要多抽时间陪病人度过最后时刻。


要让病人说出希望在什么地方离世。


听病人谈人生,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。


协助病人弥补人生的种种遗憾。


帮他们回顾人生,肯定他们过去的成就。


肝癌晚期老太太维多利亚问:“我可以去旅游吗?”


医生亨利回答:“当然可以啊!”


于是维多利亚便去了向往已久的地方。



04


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?


一是治疗不足。“生病了缺钱就医,只有苦苦等死。”二是过度治疗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。尤其是后者,最让人遭罪。


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。尤其是后者,最让人遭罪。


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,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。


“钱不要紧,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。”


“哪怕有1%的希望,您也要用100%的努力。”


每天,他都会遭遇这样的请求。他点着头,但心里却在感叹:“这样的抢救其实有什么意义呢!”


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,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:“我只有初中文化,现在才琢磨过来,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。为治病卖了房,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,可房主不是我了,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……”




还有病人说:“就像电视剧,每一集演完,都告诉我们,不要走开,下一集更精彩。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,尽管主角很想活,但还是死了。”


病人不但受尽了罪,还花了很多冤枉钱。数据显示,中国人一生75%的医疗费用,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。


有时,刘端祺会直接对癌症晚期病人说:“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。”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。没多久,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。又没多久,病床换上新床单,人离世了。


整个医院,刘端祺最不愿去的就是ICU,尽管那里陈设着最先进的设备。


“在那里,我分不清‘那是人,还是实验动物’。”花那么多钱、受那么多罪,难道就是为了插满管子死在ICU病房吗?




05


穆尤睿做梦都没想到,自己的文章会在美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。


这篇文章让许多美国人开始反思:“我该选择怎样的死亡方式?”


美国人约翰逊看完这篇文章后,立即给守在岳母病床前的太太打电话:“现在才知道,对于临终者,最大的人道是避免不适当的过度治疗。不要再抢救了,让老人家安静离开吧!”


太太最终同意了这个建议。第二天,老人安详地离开了人间。


这件事,也让约翰逊自己深受启发:“我先把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写下来。将来若是神智清楚,就算这是座右铭;如果神智不清了,就把这个算作遗嘱。”




于是,约翰逊写下了三条“生前预嘱”:


1、如果遇上绝症,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延长生命。我更愿意用有限的日子,多陪陪亲人,多回忆往事,把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尽量做一些。


2、遇到天灾人祸,而医生回天乏术时,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抢救。


3、没有生病时,珍惜健康,珍惜亲情,多陪陪父母、妻子和孩子。


随后,约翰逊拨通电话,向穆尤睿征求意见。


穆尤睿回答:“这是最好的死亡处方。”当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时,是像约翰逊一样追求死亡质量,还是用机器来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?


英国人大多选择了前者,中国人大多选择了后者。



06


2005年,80出头的学者齐邦媛,离开老屋住进了“养生村”,在那里完成了记述家族历史的《巨流河》。


《巨流河》出版后好评如潮,获得多个奖项。但时光无法阻止老去的齐邦媛,她感觉“疲惫已淹至胸口”。


一天,作家简媜去看望齐邦媛。两个人的对话,渐渐谈到死亡。


“我希望我死去时,是个读书人的样子。”


最后一刻仍然书卷在手,最后一刻仍有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优雅,最后一刻眉宇间仍然保持一片清朗洁净,以“读书人的样子”死去,这是齐邦媛对自己的期许。


你呢?


如果你是绝症患者,当死亡不可避免地来临时,你期待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?


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家属,你期待家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?




不久前,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,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,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,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——


和亲友告别,回到出生、长大的地方,和做豆腐的、种地的乡亲聊天。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,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,7菜1汤。他给孩子们包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,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。


最后,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。


父亲走了,陈作兵手机却被打爆了,“很多人指责和谩骂我不孝。”面对谩骂、质疑,陈作兵说:


“如果时光重来,我还会这么做。”


尼采说:“不尊重死亡的人,不懂得敬畏生命。”


我们,至今还没学会如何“谢幕”!


在世人眼中,生死是极大的事情。但对于“死亡”,我们却也不必害怕,毕竟那是每个人一生的终点……那么,你对“死亡”的看法是怎样的呢?

 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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